赵玉兰
人生最美好的是青春时期，最值得回首的是学生时代。1963年9月，我们一群天真烂漫的大桥子弟结束了难忘的小学生活，跨进了充满青春气息的中学校园——汉阳铁中。
一
学校坐落在景物优美的莲花湖畔，是由原来的武汉桥梁技术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她的师资力量、校舍建筑、教学设备在其时都堪称一流，按今天的品级标准，绝对是武汉市一类学校。漂亮的白色四层教学大楼耸立在紧挨汉阳大道的路口，旁边是云顶国际的办公大楼，后面是建桥职工文化娱乐的集中场合——桥工俱乐部。校园面积并不大，但排列有序，一应俱全。教学楼后面另有一长排低矮的平房，其中有锅炉房、器械室和为学生提供种种效劳的部分科室。围绕教学楼一周的是
四层教学楼是我们上课学习的所在地，因为是大学的校舍，除了其时少有的水磨石地面，另有移动式玻璃黑板。每层楼都有一间宽大的、一般学校没有的阶梯教室，是学生上音乐课或召开年级集会用的(全校的学生大会一般都在桥工俱乐部举行)。别的，教学楼里还设有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解决一般病痛的医务室和一个藏书数量不算少的图书室。一楼大厅是学校的焦点区域，正面摆放着白色的毛主席半身瓷雕像，背后红色的金丝绒天幕上镶嵌着醒目的“团结、紧张、严肃、生动”的八字校训(这也是“抗大”的校训)。学校设有从月朔到高三六个年级，我们进校前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我们这一批一进来六个班，一下子将近占有学校的半壁江山。
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步队中抽调的，专业性极强，好比教俄语的
我和大部分从铁二小升入中学的同学们被编入月朔(6)班，教室是一楼最东面朝南的一间。班主任是
二
我们上初二的时候，新上来的月朔有十个班，学校一下子喧闹起来，每次集会俱乐部里都坐得满满的。集会运动主要是两项内容，一是请办公大楼的老干部作忆苦思甜或作战经历的报告，二是看包场的革命古板教育影片。所以俱乐部是我们学生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它的前面有一个灯光球场，有时候上体育课的班级多了，学校搁不下，就把步队拉到球场上课。教初二体育课的老师名叫古松达，是个高高的黑黑的年轻人，据说是前几年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他略带外洋口音的普通话很好听，他的性格修养也很是好，加上他做体育示范行动的矫健身影极具魅力，男女同学都喜欢他，课余时间也喜欢和他聊天。有一次一个女同学问
初二年级的班主任换成教物理的
在这次演出的基础上，学校决定举办音乐歌舞节目《东方红》的演出，各班级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凭据需要安排学生加入，这年年底这台大型节目在桥工俱乐部隆重推出。同时配合忆苦思甜运动的另有一次画展，学校只有一位美术女老师名叫沈焰，
三
1965年我们上初三，成为初中结业班的学生，凭据其时教育纲要的要求，结业班的学生都要到农村或者农场加入一个月的劳动集训，以此作为锤炼意志、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有效手段。其时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叫做《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内容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抬头阔步向前进。”在这首歌曲的激励下，许多没有念书也没事情的社会青年都积极报名奔赴农村和边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个人利益，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这年9月，凭据学校的安排，初三和高三的学生背上行囊，乘火车来到位于湖北咸宁偏远地区的劳动所在——羊楼洞茶场。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茶树煞是悦目，真有人在绘图中的感受。凭据茶场领导的安排，加入劳动的八个班分成三个部分，我们班和初三(4)班及高三(2)班分在远离队部的八小队。我们班带队的是赵励中老师和教授语文的周祚煌老师(龚老师因身体欠好没有同行)，劳动委员黄林林配合治理。
除了茶园，小队部周围还种有一些桐树，是制作桐油的原质料。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谁都不认得，看到圆溜溜硕大的桐树果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有个同学以为是即将成熟的梨子，摘下来就咬一口，结果满嘴酸涩，苦不堪言。这里没有电，晚上都点煤油灯，喝下雨时保存池塘里的水。第一次住大通铺，吃大锅饭，感受特别新鲜，正是晚稻丰收的季节，那刚打下来的大米一经蒸熟亮晶晶地，像冒出来一层油，不吃菜也能吃几碗。而吃的菜险些天天都是煮南瓜，幸亏我们班都是工人子女，在家自己生活条件就不是太好，很不在乎这点煎熬。高三(2)班班主
这个茶场是省内屈指可数的重要茶场，机械化水平高，产茶数量大，生产出来的优质青茶、红茶是供应海内市场和少量出口任务的重要来源。采茶是我们劳动的主要内容，每天早饭后，我们就以班级为单位向茶园进发。我们班的步队前劳动委员黄林林高举一面红旗，各人程序整齐地行进。到了茶山就两个人一垅向前采摘，专拣鲜嫩的芽头摘，并且还不可损坏茶树枝叶。我们班清一色的工人子弟身上都洋溢着工人阶级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每天都能精彩地完成采摘任务，受到大队部多次表扬。
中秋节快到了，学校劳动总部(设在大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班级准备文艺节目，过节时到总部加入联欢并慰问外地的贫下中农。我们班准备的是舞蹈《采茶舞》，是
八月十五到了，大队部通知全体放假一天。早饭后我们小队全体同学集结，排着整齐的步队，徒步向大队部进发。大队部是茶场的焦点部位，茶叶加工厂也设在这里，除了茶场职工，四周的许多农户也多以采茶为生。由于这里比较偏僻，交通不敷兴旺，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外地的农民连广播都没听过，更不要说看文艺演出了，所以今晚的联欢也是对外地贫下中农的体贴和慰问。上午我们集体攀登了四周一座说不上名字的高山，一路崎岖，登上山顶。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到白云在身边飘来飘去，真有到了人间仙境的感受。下山时就顺畅了许多，我们还顺手摘了一些不知名的野果。午餐十分丰富，大队还特地为了我们宰了猪，到茶场后第一次吃到猪肉，我们觉得特别开心。下午我们在大队部旅行了茶叶加工厂，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茶叶是采摘下来就被炒制烘干的(原先以为是晒干的)。巨大的茶叶加工机械取代了原始手工操作，要不然漫山遍野的茶树枝芽咋能酿成香喷喷的茶叶呢。
黄昏时分，演出的时间就要到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空，月光绝不吝啬地洒向大地，把原本清秀的田野装扮得越发美丽。收工回家的农民迅速吃罢晚饭，都搬着小板凳挤在宽敞的大队部场院里。在队部办公室门前临时搭建起一个小小的舞台，这可以让寓目演出的人不必伸长脖子就能欣赏到种种演出。两只硕大的汽灯悬挂在舞台正中间，后面还拉上一幅紫红色的幔帐，有点像天幕的样子，让人感受到整个舞台的温馨和神秘。约莫八点多钟，演出正式开始，首先是大队干部讲话，带队老师讲话，然后按班级依次演出文艺节目：有初三(3)班演出的体现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舞蹈《削尖桩》，有高三(2)班男生演出的山东柳琴《夸夸咱们的大队干部》，另有
中秋节事后，在茶场的劳动就要结束了，我们坐上了从咸宁开往武汉的列车。当列车员知道我们是加入劳动的学生，并有一定的文艺喜好时，就邀请我们为旅途疲劳的旅客演出节目。我们也似乎还未从中秋节的演出情绪中走出来，于是我和华凌站在车厢过道上，将《八月十五月儿明》又重新演绎了一回，我们是从内心想把雷锋的精神广泛流传。在列车员的鼓舞下，我们从一个车厢到另一个车厢的演唱，一直唱到列车开进武汉。
四
1965年的冬天异常严寒，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个没完，人们预测不出未来的时日会爆发什么。196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也比较晚，待到盛夏快要到来的时候，仍然充满冬天的寒意。这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正在学校出黑板报，突然听说从外面学校来了几个“串联”的学生，我们好奇地跑去看，只见几个装束很奇特的人站在楼下大厅里：他们衣着过时的军装，腰里扎着很宽的皮带，头戴军帽，胳膊上戴着红袖标，印着“红卫兵”三个字，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情绪激动地高声喧哗。听了一会儿似乎说北京在搞什么“运动”，招呼各人起来“革命”，阻挡“修正主义”等等。那年月对这些名词并不陌生，我们在政治课上经常听老师讲反修防修的形势，中苏关系已经到了冰冻三尺的水平。有一次一个苏军歌舞团的大客车从我们学校门口经过，一个女同学出于友好情不自禁地拍手接待，她的举动受到全班同学的一致谴责。俄语是我们所有作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们对它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不知学好了将来是否另有用途？我是俄语课代表，华中师范学院到我们学校实习的老师勉励我将来报考他们学校的俄语系，我心里始终是茫然的，疑惑地不知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前程。
那几个外校学生走了以后，我们都颇迷惑，弄不明白即将会爆发什么，我们又碰面临什么。那时我们结业在即，那年的结业分派方法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文化分只作参考。在结业志愿表上，我填了三个高中学校，其中还大胆填了一个省实验学校的高中。其时初中结业生有几个偏向供选择：技工学校，两年后直接加入事情养活自己；支农支边，直接加入劳动；高中，为上大学作准备。一般选择上技校的比较多，因为大大都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很好，这样可以早点给家里减轻担负。依照我家的情况，我理所虽然地应该选择技校，但我的兴趣就在上大学，同时父亲在局内科研单位上班，他自己虽然是个文盲，但对知识分子的良好印象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他早就向我许诺：“就是吃糠咽菜也要供你上大学。”我始终做着上大学的美梦……
6月初的一天，广播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其中有“破四旧”的内容。然后又传来北京贴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中的首要人物叫聂原梓，据说是北京大学某个系的党委书记，大字报的题目是《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一经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肯定就成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导火线。接着《人民日报》又连续宣布了《增进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开始了。
我们每天的运动内容就是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批判的工具就是学校的领导和教过我们的老师。一时间天昏地暗，弄不清黑白里表。
学校运动如火如荼，正当学生政治热情异常高涨的时候，一天，学校失事了。禁不住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
归元寺是距今四百多年的一座古庙，规模雄伟，是海内首屈一指的重要庙宇，这里终年香火不绝，远近的善男信女们都把自己的平安幸福寄托在佛祖的身上。几百年已往了，神灵也迎来了考验他们意志的时刻，一伙风风火火的红卫兵小将毫无忌惮地冲进归元寺，取代了主持方丈的位置，把那些落发的人统统集中在一个殿堂里学习，然后堂而皇之地做了庙宇的主人。初秋的时候，红卫兵总部派我们班到归元寺值班，我被安排值夜班。从没离开过家门，第一次单独在外执行任务，心中颇有几分新鲜感。这次进庙和已往有许多差别的感受，寺庙的神秘色彩没有了，一种把神仙酿成凡人的念头占据了思想上风。我们值班的所在在靠近寺院大门的一间空屋子里，事先已经做了安排，里面有一张桌子，另有两个地铺，是供值班的人轮流休息的，一般女同学胆量小，不安排单独值班，男女混淆编班，我和黄林林、朱正球、徐大江等人编在一个班。午夜，在四周的汉阳枕木厂食堂吃留宿宵就被安排去各庙堂巡视，以防坏人破坏。天很黑，夜很静，我走在他们几个人中间，心里照旧感应有点诚惶诚恐，生怕神仙怪罪。走进罗汉堂的时候，徐大江说：“都说神像里有金子，我们去看看吧。”说着他就入手用木棍撬开一个罗汉的后背，罗汉自己是泥塑的，但他的背后有一块正方形的木板，一撬开露出一个方朴直正的孔，正好可以把手伸进去，徐大江用手在里面摸了摸说：“见鬼，什么也没有。”于是我们就往外走，跨出罗汉堂的时候，我又转头看了一眼那个被撬过的佛像，心里默默地祈祷，求佛祖千万别怪罪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实在不是恳切冒犯，我们也基础弄不懂革命和菩萨有什么关系。
五
1966年盛夏，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泛起了知识青年支边——下放新疆的热潮。其时有一首很是流行的歌曲，叫《送你一束沙枣花》：“坐上大卡车，带着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塔里木来安家，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接待你，送你一束沙枣花。”这深情的歌词，感人的乐曲，充分调动起青年人想往新疆大地的情绪。许多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招呼，打起背包，踏上西去的列车。我们班的华凌也去了，当她姣好的身材穿上那套合体的军装时，活脱脱一个漂亮的军垦战士，我们立刻想起不久前看过的影戏《军队的女儿》中的刘海英。在华凌路过汉阳照相馆的时候，被专管摄影的师傅发明，好说歹说把她拽进去拍下照片，在橱窗里展放了很久。我们用热忱和眼泪把她送上火车，一声汽笛长鸣，把我们拉开了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都已成为迟暮之年的老人，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却带不走埋藏在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深深的影象。
1966年8月，我们年级迎来了欢送两名同学参军入伍的幸事，这也是全校同学的庆幸，据说加入的是新疆军区空军步队的军种，能到解放军革命大熔炉锤炼是许多学生的神往，但时机只能留给少数人。初三(1)班的杨学运和初三(4)班的阎明辉成为其中的幸运儿，也成为各人配合的幸福和骄傲。
国庆节快到了，红卫兵总部在阶梯教室召开主干集会，安排串联的事情，总部卖力人于书香在会上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继
上午十点钟，路旁立柱上的广播喇叭突然传出雄伟的《东方红》乐曲，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庆典运动正式开始。因为距离天安门城楼比较远，我们无法判断城楼上有哪些人加入，只听到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大会，简短的仪式之后就开始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凭据大会的要求，整个接受检阅的步队自西向东逐个路过天安门广场，中间不许停留，不然后面的步队很难行进。我们随着前面的人群缓慢地移动着，广播里不绝传来周总理嘶哑的声音：“同志们向西走。”约莫下午三点多钟，才轮到我们路过天安门广场。我们的头一直抬着往上看，天安门城楼近了，我们的心跳也加速了。“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用他那只有力的大手轻轻地向宽大群众致意。我们想再往前去，争取更近一点，但被解放军组成的人墙盖住了。后面的人也在不绝往前挤，步队显得有点乱，周总理继续在城楼上担当指挥。我们被簇拥着跌跌撞撞走过了长安街，当我们回到驻地的时候，已经到了掌灯时分，隐约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空燃放的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的焰火。
当我们从北京回到武汉时，大规模的串联运动开始了。因为我们班前面走了一些人，我加入到一个临时组成的串联小组，其中有吴丽萍、杜晓丽、朱平英和我，我们决定“北上”。乘火车不要钱，但因为人多，上车很困难，在汉阳火趁魅站，我们从车窗爬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这时来北京串联的学生比国庆期间又多了许多，我们住在北京铁路局接待站，加入效劳的全都是铁路局机关的干部。因为觉得他们太辛苦，我们也加入了食堂的劳动，每天帮着洗碗扫地，我还为各人演唱了刚刚学会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没过几天就遇上了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与国庆节检阅的形式差未几，只是没有那么多步队官兵维持秩序(说是步队都支“左”去了)，所以听说礼毕之后，天安门广场留下了一堆小山似的被挤掉的鞋子。
这次串联，我们计划从最北边往南走，看看全国的大好形势，学习革命经验，回去进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费尽周折到了长春，住在吉林大学接待站，这时天气渐冷，我们穿的衣服比较薄弱，身上又没有几多钱，在旅行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只记得我国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组装时是四分钟下线一辆车)和长春影戏制片厂(只记得其时的影戏演员都被集中在叫“小白楼”的地方接受思想革新)之后就往南走，可是因为串联的人太多，候车的人密密麻麻像蚂蚁似的，在无奈之下，我们又被一辆闷罐车拖到了大连。海边依旧很凉，在旅行了海珠博物馆，坐了回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以后，我们赶忙往回走。当我和吴丽萍、杜晓丽三个人爬上开往北京列车的车窗后，车就开了，把朱平英一个人落下了，我们都替她担心。经过一天的旅程，我们来到一个叫羊坊店的接待站住下(凭借汉阳铁中的学生证，我们都被安排在铁路单位的接待站)。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没起床，朱平英就气喘嘘嘘地赶来了。原来她爬上了另一趟开往北京的列车，同时也被安排到一个接待站，我们总算是“团圆”了。
这时，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毛主席第八次检阅红卫兵就要举行，于是我们就耐心地期待。这是历史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也是我今生最真切、距离最近的一次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次检阅的形式也与以往差别，
我们带着最大的满足回到了武汉，这时坐火车串联少了，代之以徒步串联，走红军的路，学习红军的革命精神。我们班组织了一支“长征队”，准备向江西井冈山进发，因为我父亲身体欠好住进了医院，所以我没去成。临行前一天，黄林林交给我一块红布，嗣魅这是红卫兵十二分部唯一的工业，要我照应没去长征留在武汉的班上同学。我含泪允许，在一起“革命”了这么久的同学们就要离开，心里有一点舍不得的感受。我说第二天送他们上路的，但等我天还没亮赶到学校的时候，教室里空空，他们已经踏上了征途。带着难过回抵家里，又有几个同学赶来送长征的同学，没碰到就都来到我家。今后一段时间，我家就成了运动中心，同学们都把外界的信息带到我这里交流。
1967年的早春十分严寒，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很是急急，武汉也不甘落后，工厂全部停产，工人们都加入运动，许多单位两派疏散，内部斗争十分紧张。不知怎么枪支也流入社会，街上时�？醇匙懦で购退箫诘娜俗叨�，有时也有乘汽车的全副武装的人穿过闹市，夜晚远处时常传来稀疏的枪声，一时间让人觉得十分担心，也不敢大胆地出门了。待到一个多月后，班上的长征队回来了，我们就不怎么去学校了(这时学校的教学楼写上了“红色堡垒”的字样)，学生中的两派斗争也渐渐尖锐起来，我们对这些不感兴趣，只和原来常在一起的同学有些来往。
文化大革命的烈焰越烧越旺，中国人政治的猖獗抵达了极其严重的水平。国际关系越来越紧张，西方仇视势力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困绕圈，我们似乎随时都有被人吞噬的危险。海内斗争热火朝天，没有人对中国向那边去、中国人还能不可填饱肚子卖力。各人每天都忙着收听“红色电波”，盼望那里传出“红色喜讯”，聆听毛主席最新宣布的诗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不许放屁”。听说毛主席把外国人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人，引出了满大街的游行步队。各人都抬着手工制作的假芒果，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招摇过市，其实谁也没看过芒果什么样，更没尝过它的味道。一种水果能让人顶礼到这种难以想象的水平，对人能爆发这么大的精神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六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招呼，领袖的教导立刻酿玉成国青年的行动，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立即兴起。凭据学校的安排，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当阳，他们也来约过我，但因为父亲一直有病，住院治疗并随时准备开刀，这就延误了我的行程。他们下乡以后，我很寥寂地在家，时时上街看看革命形势的生长。
1969年5月，汉阳铁中又有一批下乡的同学在报名，看到父亲稍好一些，我就到老师那报了名。其时有上山和下乡两种选择，我选择了上山。一是上山有点新鲜，不知山里什么模样；二来山里艰苦，可以锤炼意志，这是红色接班人的重要条件。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前程(按其时的要求是捌矫皲户一辈子调不回来的)。这时国际形势异常紧张，珍宝岛那边已经和苏联打起来了，家里每天都在挖地洞(毛主席招呼“深挖洞”、“广积粮”)。窗户玻璃上都贴满了米字型的纸条，战争的气氛十分浓厚，也不知道这次下乡还能不可回来。
大船徐徐地向西开去，我一直站在船头。这时天已经快黑了，船行了很久以后，我看到在朦胧的夜色里，怙恃和妹妹们的身影还伫立于孤寂的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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